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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有什么用照样讨不到薪

来源:大发 | 时间:2018-11-17 人气:7939
  •   我读书晚,高考落榜时,已经过了21岁,在家闲待了三四年。2002年,25岁的我,一无所长,便跟着老乡到了汕头澄海,随他进了一家做工艺礼品盒的小厂。

      这个工厂里的工人,我们江西人占了四成,河南人占了三成,其他有广西的、广东的、安徽的、四川的。据说订单多的时候,曾有一百多个工人在这里上班,到我进厂时,大概只留下五六十个人了。

      所谓的工艺礼品盒加工,就是先用灰纸板等做成各种形状的坯,然后里外围上或纸、或布、或皮的材质,精致美丽,可以用来放置珠宝首饰和化妆品等,远销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。说白了,这工作就是找人“糊纸盒子”,几张桌子,几把刷子,几桶胶水,再招几个工人,有关系的话,随便从哪个大厂里拿点货过来,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。

      老板姓方,二十几岁,据说原先家境极穷,后来他舅舅开了一家公司,专营工艺礼品盒的生产和销售。潮汕人宗族观念极强,他舅舅发家后,先是把自己的外甥安排在厂里面当管理,后来又资助他开了这家小加工厂。

      那些资质老的江西老乡说,方老板以前开厂也是赚过大钱的,曾经一度准备着把自家的老厂房拆了,建新的厂房。那时候他的钱也“硬”,工价也公道,工资也能够按时发放,人也极大方,每出完一批货,都要请大家吃一顿好的,晚上还要请上几个老工人去歌舞厅玩耍。

      但因为嗜赌,方老板赚的钱都在赌桌上送给了别人。可是输得再狠,他表面上总是乐呵呵的,满不在乎,也没什么脾气,所以得了一个“郎当仔”的外号,顾名思义,也就是说他吊儿郎当的意思。

      到我进厂的时候,厂房变成了租的,老厂房则变成了我们工人的简陋宿舍,而郎当仔也性情大变,对工人各种克扣。在这个工厂里,除了工资低,还有就是进厂要押身份证。你想换个厂子工作、老板又不让的话,直接不还给你身份证就好了。

      更厉害的是压工资,一般是压一个月,过年也不清。你要辞职,老板不答应的话,你强行走,他也不拦着,只是一个月的工资就白给他了。

      主管名叫金凤,三十岁不到,颇有几分姿色,以前在宾馆做过前台。她老公名叫启德,买了一辆小货车,在外面拉货。以前在江西老家的县城里,启德也是个混混,刚来澄海的时候,做过一段时间郎当仔的马仔。每次赌博,郎当仔都要带上他,所以他也是郎当仔由盛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。

      工厂里负责发材料、记数量的,名字叫惠云,他们夫妻俩从郎当仔开厂时就跟着他做,差不多六七年了。惠云拿的是固定工资,一个月900块,他老婆则在车间做普工。惠云话多,喜欢找人唠嗑,平常总是笑嘻嘻的,表面上看起来极亲切,但带我进厂的老乡私下里跟我说:惠云这人“奸得很”,善拍郎当仔的马屁,又爱打小报告,连江西老乡也不放过。那些了解他的老工人都防着他,在议论厂里面的事时,一看见他过来,马上转移话题。他老婆的计件工资在厂里面总是最高的——厂里总有做了几天、几十天最后坚持不下去的工人,最后不要工资自行离厂,惠云把这些人做好的东西都会记在他老婆的头上。

      但郎当仔也利用了惠云的“忠心”,没钱的时候,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总是压到最后的,多年累积下来,听说也有两万多了。有人说,“怕这辈子惠云都要给郎当仔当狗了”。

      老乡里面话多爱咋呼的,还有和平。他眼眼珠子突突的,嗓门又高,表面上挺凶悍的,实则怯懦得很。以前因为说话没把门的,被一个绰号叫“老鬼”的安徽人带人打过几次,后来也学聪明了许多。和平老婆名叫红梅,矮矮的,胸脯饱满得一塌糊涂。她小和平十岁,和平家穷,老大的年纪,好不容易娶了红梅,格外珍惜。但红梅是轻佻的,暗地里没少跟郎当仔睡,和平吵过骂过,也无可奈何——因为有了这层关系,红梅去办公室借钱的时候,总是不落空的。

      在澄海的外来人口中,河南人最多,其中又以南阳人为主,所以他们开的餐馆也多。河南人开的饭店,馍馍五毛一个,胡辣汤一块五一碗;稀饭份量足,五毛一份,萝卜丝免费。

      但我实在是吃不习惯,只能去本地人开的店里面吃。澄海本地人最拿手的是他们卤味,三块钱也卖,只有薄薄的三四片,外加一点点卤水汤,上面搁几根新鲜的香菜。我一般要两块钱的素菜,饭免费,只是有一股浓重的霉味,汤也免费,一大桶放在地上,上面漂着几点油花,里面依稀荡漾着几朵婀娜的紫菜和肉沫子。下班铃一响,我尽量比别人快地往饭店里跑,好比别人多收集一点紫菜丝和肉沫子。但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竞争是异常的激烈,想拔得头筹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      我们拿的都是计件工资。一个盒子分解成十几道或者几十道工序,每道工序按照难易程度来“打工价”,便宜的一两分钱,贵的一两毛钱。

      这种计价方式看似公平,多做多得,少做少得,工人和老板互不吃亏。可实际执行起来,那些以为拼命加班、拼命做就能多赚钱的外乡人,你追我赶,没日没夜没假期,平均每天工作十五、六个小时,到最后,一个月能拿到八九百块钱,那就已经算得上是厂里的“高收入”了。

      进厂三个月后我才知道,郎当仔一个季度能发一次工资就已经是恩典了。江西老乡里面,有三对夫妻,因为舍不得被压下的工资,做了六年都走不了,最多的时候,被郎当仔压了半年的工资。其他选择离开的,据说,没有一个全身而退、拿到全部工资的。

      工资长久不发,厂里又不管饭,这时候就只能去找郎当仔借钱吃饭了,借条上写的是“预支工资”。

      好不容易看见他进了车间,又直接进了办公室,有那眼尖腿快的,先疾步如飞跟着进去了。过了几分钟,这打头阵的哥们出来,其他闹钱荒的赶紧过去问:“借到了没有?”

     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那工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去办公室;如果答案是否定的,也只好骂一句“”作鸟兽散。

      办公室的门开着,门口的矮几上放着电视,两边靠墙放着三人位的沙发,中间是茶几,再往里是一个大办公桌,桌子后面放着一个可以旋转的、大靠背的老板椅。郎当仔在沙发上坐着,两只脚叠架在办公桌的桌沿上,手指夹着烟,仰首望着天花板,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,不是很高兴的样子。

      我有些不好意思,郎当仔似乎被吓了一跳,撇过头看我,然后不紧不慢地放下脚,嘴角咧出一丝微笑,露出本地男性特有的、因为抽烟喝功夫茶而形成的黄牙:“借多少?”

      郎当仔瘫坐在老板椅上,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烟,然后低着头拉开抽屉,拿出一本“工资预支单”,摊在桌子上,又在笔筒里抽出一支笔,开始写字。写完了递给我,让我签字:“先给你五十吧。”

      我看一下纸条,心里有些不痛快,可也不敢说什么。签完字,递还给他,他看了看,打开抽屉放好,然后拿出钱包,抽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给我。

      我一句话没有,拿了钱出去了——五十块钱,按照郎当仔的不成文的规定,是一个礼拜才能够借一次的,当然我们会想尽办法多借一点。

      后来老乡指点我向郎当仔借钱的窍门:“你看他上来的时候,脸上带着微笑,不直接进办公室,而是先在车间里面溜达一圈,说明他心情很好。这时候再看他屁股上的裤兜里面插着的钱包,如果是鼓鼓的,说明他或者拿到货款了,或者赌博赢钱了——这时候再去借钱就容易多了!”

      不过,说“借钱”的时候,都是工人们还没被逼急的时候,一旦逼急了,工人找郎当仔要钱方式,那就是五花八门、各显神通了——为了生存,大家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
      我刚来的那年,春节前的一个晚上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启德和金凤在宿舍楼下打了一架。工厂守门的阿伯是郎当仔的表叔,慌里慌张地走上去劝架。哪里知道夫妻俩越打越起劲,金凤的金项链也扯断了,戒指也不知道飞哪去了。最后,启德一甩手开车走了,留下阿伯陪着金凤满地找金戒指,最终也没能找到。

      自然,阿伯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告诉了郎当仔。第二天,启德回来当着大家的面,说要跟金凤离婚,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过了几天金凤告诉郎当仔,启德回江西老家了,已经交了离婚起诉书。郎当仔没办法,只好跟她结了工资,让她回家去了。

      后来私底下听老乡们议论,那是启德和金凤为了结清工资脱身,上演的一出苦肉计。什么金戒指、金项链,都是假的!

      老鬼四十多岁,光棍。厂里的安徽人都是他带过来的,他们都喊老鬼“舅舅”。因为穷,老鬼永远抽着两块钱的香烟,喝着两块钱的白酒,加上长年的劳累,身子骨被掏空到100斤不到。他以前也去过很多地方打工,见多识广,鬼主意多。安徽人一伙有什么举动,基本都是他在背后指使的,因此得名。但老鬼再鬼,也架不住郎当仔耍无赖。

      2002年年终,除了金凤夫妻俩金蝉脱壳,全身而退,剩下的人至少都被郎当仔压了两个月的工资,只好全都留在澄海过年了。

      大年三十,安徽一伙后生喝了许多酒,跟老鬼吵了一架,怪他把他们带到这里来,到头来工资都拿不到。他们说要离开澄海去昆明混社会,要老鬼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帮他们把工资拿到,否则的话,连去昆明的路费都没有。

      可郎当仔两手一摊,要钱没有、要命有一条的死样子,陪着他们静坐。一直到晚上十一点,郎当仔的母亲火了,叫老鬼不要闹,赶紧带孩子们出去,“工钱到明年开工再说,否则的话就叫警察来”。

      老鬼一听来劲了,跑到方家的大门口,把随身带着的一瓶白酒砸在门口的街面上,一边大吵着:“好呀好呀,你们叫警察呀!欠钱不还你们还有理了!警察来了能把我们怎么样?我们一不偷二不抢,就是来跟你们讲道理,来要回自己的血汗钱!警察能把我们怎么样!你叫啊!你叫啊!”

      方母慌了神,跑过来一把抓住老鬼的胳膊,一边往里拖,一边哄他:“啊呀,老鬼啊老鬼,你这是干什么,都是自己人,做什么样子!平时阿姨怎么待你的?阿姨什么时候亏待过你?你跟阿姨使什么性子呀!快进来,有话我们屋里说!”

      一直闹到十二点,郎当仔一看脱不了身,只好去他舅舅那里借了些钱,给了安徽人一个月的工资,剩下的一个月工资,说等明年开工发工资的时候再交给老鬼,让他代为转给后生们。老鬼他们也识相,见好就收,鸣金收兵了。

      元宵节过后,方老板让惠云通知大家,晚上开产前会议,让大家准备准备,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说出来。

      我心里思量:虽然全厂各省各地的人们,各有各的小算盘,但在拖欠工资这件事情上,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别的事情或许聊不到一块,唯独在这件事情上,应该还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吧?

      于是我搞起了串联,河南人,广西人,安徽人,反正平时说得上话的都过去试探。可大家却全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,河南人在斗地主,广西的在喝闷酒,安徽的直接白天睡大觉。

      有个河南的大姐好心对我说:“没用的,老板什么时候说话算过数?说了也白说,还得罪人!”

      我愤愤然,心里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。又跑到老乡群里面去,寻求他们的支持。和平瞪着眼,一拍桌子:“说!要说!一定要说!,老是不发工资,年都没法过!”

      惠云的喉结上下来回地跑了一圈,咽了口唾沫,眼角挤出来习惯性的笑纹:“对对对,你说,你说就是!我们都支持你。”

      和平扫了惠云一眼,然后转过头对我说:“我们是老工人,跟郎当仔太熟了,抹不开面子。你打个头阵,只要你先把这个事情挑起来,我们就都帮着你一起说!”

      到了晚上,惠云到宿舍死劲敲楼板,通知大家:“方老板来了,在二楼车间办公室里面等,大家都上去开会啰!”

      到了车间的办公室,郎当仔已经坐在他的老板椅上,正在吞云吐雾。两边的沙发都被先到的人占了,没有位置的工人从车间搬塑料凳子进来,也都坐好了。

      郎当仔拿起一包香烟,捏出一根扔一根——平时谁爱抽烟,他都一清二楚。眼疾手快的,凌空就接到了,没接到的,只好弯腰在地下捡起来。看看男人们都抽上了烟,女人们也都坐稳了屁股,郎当仔示意和平把电视关了,开始开会。

      “今年的定单比去年多,而且都是好单子,工价肯定比去年高。大家努力做,肯定能赚钱。大家身边有亲戚朋友的,欢迎介绍进来,人越多,拿的单子越大,工价也越高,对大家都好。另外一件事情,就是金凤回家了,主管的位置暂时由惠云兼任,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他反映。”

      说完了,大家鸦雀无声,只见满屋子的青烟缭绕着,在大家的头顶上形成了一片轻纱一样的云雾。见大家都沉默,郎当仔直接点名了:“惠云,你说说!”

      惠云咳嗽了两声,眼睛紧盯着自己手上的烟头,像是在自言自语:“老板刚才也说了,今年的货多,不会像去年那样,赶的时候赶死人,闲的时候闲死人!这样就好,这样就好!”

      和平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:“我有什么说的?大家拼命做事,老板借钱的时候大方一点就好,别老是五十、六十的,让我们也加几个好菜!”

      郎当仔把眼睛扫了扫,又冒出来一句:“大家最后还有什么意见,尽管提出来!”

      和平拿眼睛看了看我,我只觉得脑门子一热,冲口而出:“老板,我能提点意见吗?”

      郎当仔诧异地看着我,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房间里更静了,我感觉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我,我深吸了一口气:

      “我就想说一下工资的事。我们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离开家乡,离开老人、孩子,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,不为别的,就为了赚这么一点儿工资。厂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,去年一年,走了那么多人,可是我们没有走,我们留下来了!为什么?因为我们选择相信老板,我们忠于老板!可是老板你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?每次都说会按时发工资,却每次都失信于我们。我们作为工人,都很痛心!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!特别是作为一个老板,如果想成就大事业,更要讲究诚信,那样周围的人才能越聚越多,生意才能越做越大!好了,我说完了。”

      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,有些人的嘴角露出微笑,有些人低头看着地面,有些人面无表情,有些人将自己的脸隐藏在自己喷出来的烟雾中。

      过了好久,郎当仔的声音从办公桌后面飘了过来:“好,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。”

      我在厂里面工人们的心目中,一下成了一个敢说且能说的角色。本来人们对惠云跟和平等一干江西人都是心怀警惕的,但打这之后,他们独独对我,从不隐藏什么,有什么说什么。

      道成是一个地道的河南人,牛一般的体格和牛一样大的力气。厂里面出货,每次都是由男人们搬上搬下的。我们一般一次搬一箱,可道成可以把三个箱子叠起来,稳稳下楼,比我们走得还要快。我们看着自愧不如,郎当仔看着脸都笑成了一朵花。道成的老婆,就是前面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讲老板的坏话的那个女人。夫妻俩勤快,体力又好。但跟厂里其他人一样,做得越多,工资被压下来的也越多。

      年后,他们夫妻俩拿的货越来越少。道成每天都往外跑,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见人影。听惠云讲,道成在外面跟老乡合伙,开了一个电话亭,两个人轮流看着,所以道成只好两头跑。人家也没说要辞工,况且老婆依旧是整天都在厂里做事,郎当仔大概欠人家的工资多了有些心虚,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道成去了。

      慢慢地,道成在我们眼里面变成了一个迷一样的存在。私底下,有人说道成可以从老乡那里搞到便宜的手机,惠云跟和平都买了,九成新,三星翻盖的,2.4寸的彩屏,才八百多块钱——这款手机全新的要两三千块钱呢!

      道成的老婆这段时间做事情也怠慢了,晚上总是去老乡那边闲话,很晚才回来车间做一点事,惠云也不怎么敢说。

      又过了两个多月,一天晚上,下着雨,冷冷的,大家都在车间加班。突然楼梯口传来喧闹的声音,抬头看,一伙穿着警察制服的人,押着一个光着上身的人,那人头低在胸前,看不见他的脸,倒背着双手。

      车间里的工人都放下手中的活,吃惊地望着,有眼尖的忽然惊呼了一声,轻声地说:“是道成!”

      惠云跑过去,然后回来给大家解了惑:原来,道成开的电话亭生意也不好,父母在老家替他们带着两个娃,厂里面工资又老是不发,心里面着急。受了老乡的蛊惑,道成与老乡合伙去汕头市里面“飞车”打劫,老乡骑着摩托车开路,道成坐后面空出双手,专抢女孩子挎着的手提包、拿在手上的手机、戴在脖子上的项链。当天抢劫的时候,恰恰被巡逻的联防队员碰到,强壮如牛的道成,就这样落网了。

      正说着,道成的老婆上车间来了。大家都假装低头做自己的事,谁也不想做那个向家属报告坏消息的人。最后还是一个河南老乡跟她说了,道成的老婆眼神茫然,呆傻在那里。老乡又跟她说了些什么,道成的老婆这才回过神,先进办公室跟郎当仔交谈了几句,然后急急忙忙下楼去了。

      “要是刚才道成的老婆也在就好了,她可以趁空隙,偷偷到他们睡觉的地方,把道成藏在枕头底下的六部手机拿走,这样警察就抓不到更多的把柄了。”惠云看她走了,叹息着说。

      “道成不会把咱俩供出来吧?我们可是都买了他的手机,这可是销赃啊!”和平突然惊慌起来。

      惠云好像被雷劈了一下,怔了半分钟,然后悻悻然地说:“我看他没有那么傻,他要说出来了,说明他犯的案更多,判得肯定也更重!”

      和平像小鸡啄米一样附和着点头。两个平时各怀鬼胎的老乡,此时此刻,倒有点像是亲兄弟一样,彼此安慰着。

      道成的老婆找郎当仔帮忙,又找有关系的老乡帮忙,然而并没有什么用,最后道成被判了七年。郎当仔给道成的老婆结了工资,放她回河南老家了。

      郎当仔的工资始终有一搭没一搭的,就像犯了十几年的便秘,好不容易挤才出来一点点。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,时间久了,我们也麻木了,习惯了。

      自从“外甥们”走了,厂里就只剩下老鬼一个安徽人了。每次发了工资,老鬼都要去莲下镇的鸡婆店鬼混一晚上,第二天清早再赶回来。上楼梯的时候,他双手紧握着扶手,走一步歇一步,一副虚脱了的狼狈样子。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悠着点,他说:“心疼钱,不多干一下太亏了!”

      厂里新来了个主管,人高马大,也是江西人,还带了几个工人过来,牛哄哄的。老鬼以前仗着安徽老乡人多,也是威风惯了的,如今虽然老实了很多,但嘴上有时候还是不饶人。对这个新来的主管,老鬼是非常看不惯的,人前人后,说了许多的闲话。

      一日上班的时候,老鬼一边做事,一边跟旁边的人翻主管的闲话,可巧,那个主管就站在后面,全听见了。主管把老鬼揪了起来,老鬼一拳打过去,被主管挡开,紧接着主管一个抱摔,把老鬼重重地扔在地上,然后用脚照着老鬼的脑袋一阵乱踹,直到老鬼不再动弹了,这才停下。

      郎当仔从办公室里面出来看了看,叫两个工人把老鬼搀起来,带去医院。然后陪着主管进办公室喝茶去了。

      三天后,老鬼头上缠着绷带回来,眼珠子都看不见了,只看见两个黑色的大圈圈,瘸着腿。他说去派出所告那个主管,却无人受理,据说是郎当仔早就跟派出所的人打了招呼,说是老鬼先动的手,主管是正当防卫。

      老鬼自尊心受了打击,觉得没脸待下去了,去找郎当仔辞工。郎当仔这次没说什么,很爽快地把钱给了他。

      临走时,老鬼对我说,自己被打,都是郎当仔背后指使的:“人家的地盘,我只能认了。要是我外甥们还在的话,我绝不会放过那个主管!”

      到了九月份,厂里接了一个大单,时间很紧,人又少,郎当仔也有点慌了,天天在厂里盯着。

      鉴于现在订单大,工期紧,从今天起,要求每一个工人无条件加班。除白班外,每天晚上,从18:30加班到凌晨2:00,星期六星期天照常上班。如有违反规定者,不管任何理由,一律就地开除,工资一分钱没有。

      自从老鬼他们因为各种缘故离开工厂之后,我越来越沉默寡言,也尽量不惹是生非了。但这种无情无理的加班方法,让体格本来就弱的我身心极度疲惫,心中的怒火,一日盛过一日。

     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我终于忍无可忍,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,独自打了一辆摩的,到十几里外的海边去玩。

      等我从海边回来时,车间里灯火通明,他们还在加班。我没有去车间,直接进了宿舍。宿舍下面静悄悄的,只有阿伯搬把椅子坐在门口,似睡非睡。感觉到有人进来,他抬起头,看见是我,马上来了精神:“阿荣啊,老板说了,明天你不用上班啦!”

      第二天我照常上车间,却发现我桌子上的东西都不见了。惠云走了过来,解释说东西都是他收走的,老板交待的,他也没办法。等一下老板上来,让我自己去跟他说。我说了一句“随便”,惠云没再言语,走了。

      车间里的人们都用了同情和担心的眼光觑着我,我装作没看见。然后他们就都老老实实地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我坐在桌前,眼睛望着楼梯口,等着。

      先上来的是郎当仔的妈妈,她是来厂里帮忙查货的。远远看见我,她用她唱惯了潮剧的女高音,冲着我嚷:“阿荣啊,你被开除了!不要来了!”

      我一时怒火中烧,也冲她吼道:“拿钱来,老子马上就走!你以为你这是个什么好地方,老子舍不得走啊!老子都辞工好几回了!”

      我一拍桌子:“你们有那个本事?不给钱,除非拿刀来把我杀了!拿棺材把我抬下去!”

      又过了几分钟,郎当仔小跑着上来了,冲我招了招手,然后直接进了办公室。我昂首挺胸走向办公室,一路上都是别人异样的目光。

      进了办公室,郎当仔已经在老板椅子上坐下了,我也在一侧的沙发上坐下,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。郎当仔冷眼看了看我,用手指了指外面墙上的那张通告,说:“通告里写得清清楚楚,大家又没说不行,就权当默认了。”

      “现在你只是在办公室里面说这个话,只是对我一个人说。你敢不敢到车间里面去对着大家说,当着你所有的工人的面说:你这个厂是不讲法的!你敢不敢?”

      他这句话一说,我顿时全身发冷,脑子里面闪过惠云奸诈的微笑:“是的,我是说过一些话,但我说的都是实话,我绝对不会胡编乱造,说别人没有做过的坏话!”

      郎当仔放低了声音:“你知不知道,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,没有把你怎么样,只要我想对付你,我随便在外面叫一个人就可以!”

      我一哆嗦,想起老鬼的遭遇,明白郎当仔说的都是真的,不由自主地口气就软了下来,跟他解释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,不能长时间加班,求他可怜我,把钱算给我,让我走。

      我又跟他借点吃饭钱,他没好气地拉开抽屉,拿出“工资预支单”,写了几个字,扔给我让我签名。我拿过来一看,竟然写了一百元,不禁大喜过望,赶紧签了字。

     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,白天为了避开看宿舍的阿伯无尽的谩骂,我一起床就躲到外面去瞎逛,很晚才回来睡觉。如果被阿伯碰见,照旧是一通谩骂,我也只能当他放屁,不理会就是了。

      一个月后,我终于拿到了工资——这点钱还被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扣掉了许多。一回宿舍,我就被阿伯监督着,收拾起自己的破行囊。出了宿舍的门,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,还能听见阿伯豪情万丈的潮汕方言的谩骂,一路为我壮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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